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上述委员会反馈。

并将双重分流的分流工作统归于此，使其成为双重分流的总枢纽、总调度。何况法官员额制正在逐步推行，一审管辖标准也做了大幅度调整，因而人案失衡现象起码在基层法院将更加严重。

按照最高法院2004年和2007年在部分法院试点法官助理制度的模式，审判辅助人员包括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两类。而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高院，5月登记立案增幅超过30%，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其中兵团96.12%、河南71.3%、广西43.6%、河北43.2%、新疆41.52%。如果这些案件都流向审判业务庭进行审判，必然给审判法官造成巨大的审判压力。如此由同一法官或相对固定的合议庭专门办理某类型或关联密切的几类案件，对于提高业务熟练程度和审判质量效率是极具积极意义的。具体工作为审核诉讼材料，开庭审判(包括诉讼中的调解)，合议庭合议，制作裁判文书。

司法实践中有的还将诉非分流运用于上级法院，而将立案前调解达成协议的上诉案件和上级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经立案由二审法院审查合法后出具法院调解书。双重分流的第一重分流是诉非分流。由于2013年的互联网治理直接触及到了与公民监督权这项基本权利相关的公共言论，所以其发生顺序发生了重大变化。

[23]参见冯象：《县委书记的名誉权》，载《政法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53页。公共事件与事件公众相互构造，塑造出一个自由的公共言论平台。(一)对诽谤官员的刑事规制虚化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 一般的诽谤行为是民事侵权行为，而不是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16]对这些具体做法的详细分析，可参见前注②，孙万怀、卢恒飞文。

四、公民监督权的落实与公共言论的理性规制 诽谤官员问题和政治言论问题其实分别是私权利[官员的名誉权]与政治权利[监督官员的权利]，公权力与政治权利[监督政府的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学者的总结，以往这几次运动式治理包含有相同的政策产出线索：首先是某个社会领域问题的持续积累。

首先，它在构成要件上解释了网络言论如何构成诽谤罪。霍姆斯当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为明显和现存的危险标准加上了罪恶的现存危险或存在导致这一危险的意图和迫在眉睫的危险这两项标准。如果政治言论煽动民众以违法行为分裂国家、冲击国家机关、颠覆国体或政体，那么其背后的公民监督权就越出了其自身的边界，违背了自身的逻辑而无法成立，就不再受到宪法的保护。为了对公共言论做出合理的法律规制，让公民监督权发挥其应有的法治功能，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公共言论的法治内涵，将公民监督权落实到具体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中。

通过进一步的区分，下述权利属于政治性权利，可称之为监督权：(1]批判权。完善和创新公民监督权行使的条件和机制无疑是我国法治发展的一项主要任务。[2]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以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的发布为背景》，《法学》，2013年第10期。[23]这种法律技术不利于落实公民监督权，不利于中国法治的完善。

与寻衅滋事罪相比，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程度较高，但是它的客观要件和客体要件也较为严格。《网络诽谤解释》的出台使得2013年的网络言论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个问题。

其实，我国目前的监督体系，特别是系统内监督体系是相对完整的。区别于以往，2013年网络言论治理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特征：它的各部分内容都与公共言论具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不能仅仅将民事法益和刑事法益作为这种言论的尺度，而应当同时将监督官员的权利作为这种言论的尺度。[24] 第三，必须为诽谤官员的定罪设定严格的构成要件，官员必须对此承担更为严格的证明责任。我们不仅要考虑如何通过有效的治理手段和法律技艺建立稳定的秩序，而且还要考虑如何引导这些勇于监督权力的好公民的成长，推进法治发展。[24]《刑法》第246条的公诉规定本身的合宪性就是值得商榷的。其次，《网络诽谤解释》通过对《刑法》第246条的但书条款[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解释，扩大了诽谤罪公诉的启动条件。公民监督权首先意味着公民享有做出监督官员和政府的自由，任何其他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干涉公民的这项自由。

网络公共言论蓬勃发展，一个互联网的公共言论平台业已成型。我们不能仅仅从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法律关系，还应当同时从这背后的法治关系来理解这种法律关系。

(一)落实监督官员的权利与诽谤官员的合理规制 我国《宪法》第41条第1款以基本权利的方式为官员和普通公民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身份设定了一个日常法治关系，即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目前我们对公共言论的刑事规制从诸多方面虚化了这项基本权利，不利于我们有效地监督公共权力，建设法治国家。

只有当公民的言论对其他公民的名誉构成严重侵害时，诽谤罪才有可能成立。杨某随意发表质疑警方行为的不实言论，这是不值得鼓励的，但我们不能要求公民的监督言论都是理性的、完全真实的，更不能随意地用寻衅滋事罪来规制这些不实言论。

互联网的急速发展为中国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言论平台，促进了公民监督权的行使，带动了中国的法治发展。[11]曹龙虎：《中国网络的运动式治理——运动整治研究》，《二十一世纪》，2013年6月号，第100页。公共言论的发展正在通过公民监督权生成巨大的法治推动力。从政府的具体治理内容上看，此次治理与公民监督权的主要载体公共言论密切相关。

(同前注2，孙万怀、卢恒飞文) [20]在司法实践中，处罚政治言论时所常用的较高级别的刑事罪名是《刑法》第105条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仅如此，它还提供了容易被滥用的法律漏洞：《网络诽谤解释》没有对虚假信息的内容做出具体限定，它将公共场所秩序扩展为公共秩序，将网络空间秩序纳入到公共秩序范畴中，将恶意与虚假信息联系在一起。

我国目前已有多部法律对网络言论进行了立法，有14种言论信息和网络言论被政府视为违法。《宪法》设定公民监督权一方面要求公民能够克服自己的政治冷漠和对打击报复的恐惧，积极地做出监督行为。

[21]这一事件被称为《网络诽谤解释》颁布后的第一案。[15]在网络诽谤构成要件放宽和公诉启动条件扩大的背景下，对诽谤官员与其他诽谤行为进行无差别的刑事规制，将会严重虚化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

尽管如此，在1919年的亚伯拉罕诉合众国案(Abrams V.U.S]中，联邦最高法院依然判定被告有罪。与以往的网络整治专项活动不同，《网络诽谤解释》是一项立法活动。2013年的互联网言论治理的三部分内容都与公共言论密切相关。《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项权利之所以是一项不可放弃、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是因为国家的法治建设需要负有政治责任感并积极监督公权力的公民。

捏造是指什么?事实是指什么?诽谤罪是一种直接故意犯罪吗?什么是情节严重?证明责任如何分配?这些司法适用问题都亟待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需要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而且需要勇于行使公民监督权的好公民。

显然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不是本章保护的法益。在诽谤法律关系中，公民和官员之间不再存在实质性的、日常性的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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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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